2.社会任务中的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研究中社会任务的设置通常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仍然是激发父母的指导行为，引起亲子沟通的过程。因为研究表明父母作为社会领域中有能力的成人，在社会任务中对儿童的指导仍然是最有效的（Radziszewska & Rogoff，1991; Gauvain，2001）。所以，研究者们设计了度假计划、解决社会威胁事件（Donenberg & Weisz，1997）、社会威胁情景讨论（Barrett et al.，2002）、模糊情节故事讲述与讨论（Root & Jenkins，2005）等任务考察亲子沟通行为。第二个目的是引入压力事件，考察在冲突事件中亲子沟通的行为特征。例如，许多研究者采用冲突经历讨论的任务，要求父母和儿童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严重冲突事件（Donenberg & Weisz，1997; Granic & Lamey，2002）。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增加父母的焦虑水平，使父母表现出其未经思考、已经自动化了的沟通模式，以模拟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极沟通过程。
研究者们对社会任务中亲子沟通行为的分析大都关注互动中父母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及其对儿童社会性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也很少对任务解决结果进行分析。例如，Donenberg和Weisz（1997）对7~16岁攻击和抑郁儿童与母亲沟通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两组被试在冲突任务中的消极沟通行为更多；与攻击儿童母亲相比，抑郁儿童的父母表现出更多的“监督和控制”，总是企图指挥儿童以特定方式思考或行动。Siqueland等人（1996）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的父母比正常父母赋予孩子的自主性更少，但温情没有显著差异。Barrett等人（2002）对4~16岁焦虑、攻击和正常儿童与父母在社会威胁情景讨论中的沟通行为进行观察。判别分析结果表明，区分攻击儿童家庭与焦虑儿童家庭的变量模式不同：攻击儿童的父母表现出较少的积极问题解决能力、对孩子的独立性给予较少表扬、对孩子的能力缺乏信心；而焦虑儿童的母亲则是充满温情且控制行为较多的，焦虑儿童父亲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对孩子的能力表现出最多的怀疑。同时，父母在亲子讨论中所表现出的敌意也会影响儿童的易怒水平（Root & Jenkin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