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十八日是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各地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都将举行纪念会，以示不忘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我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晓庄师范接受他的教育，以后根据他的指导，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先后达二十年。一九四六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突然逝世，使我感到很悲痛。那时，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高山仰止悼陶师》，表示我的哀思。时光如逝水，至今不觉三十五年。回首往事，心绪起伏，往往夜不成眠。我也已七十九岁了，趁我尚能执笔的时候，再谈谈我的一些回忆，以补述当年未尽之意。
一、相见不相认
我与陶先生初次见面，时在一九二一年夏天。当时他为了支援安徽学生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到安庆作学术讲演。当时他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务长。年龄不过三十来岁，中等身材，净白面庞，头成五角形，俗称“五岳朝天”。他讲演的题目是“民权初步”，用意是在于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军阀暴政。我当时对他讲话并不十分重视，我所注意的倒是他这样的年轻，当了高等师范教务长，令我羡慕之至。我那时已有十九岁，从农村高小考进安庆师范学校，刚刚两年。旧社会有句老话：“富中学，穷师范，教书为了吃口饭。”我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一心想转中学，上大学，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大人物。我真没有想到：站在我眼前的这位名流，思想上恰恰同我相反。他不愿当高师的教务长，而开始推行他所主张的“平民教育”。第二年他就离开了南京高师，到北京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要在旧社会这块教育荒地里，找到一线光明出路。
二、犁宫内外 朝朝暮暮
时隔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我在南京神策门（现为中央门）外的燕子矶小学，又见到陶先生。这次见面，我们事先是通过信的。他当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的新教育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计划，要创办晓庄师范，试验他的“生活教育”主张。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我对这些原则，深表赞同，因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到晓庄学习。他回了我一封信，以其优美的文笔，诚挚的态度，说明晓庄生活是十分艰苦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并把这封信发表在时事新报上。这件事引起了同学们的惊异，也坚定了我去晓庄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