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很具特色，颇有影响。过去教育史界、学术界对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研究甚少，而以此为主题写成专题论文发表的，至今都极少发现。认真研究这一题目，对于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文化教育思想，拓展陶学研究领域，促进当前教育改革，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接触农民大众，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靠外祖父的帮助，六岁开始进入蒙童馆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封建主义的正统教育。在英籍人士主办的崇一学堂和美传教士主办的金陵大学完成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后，他又借款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市政、教育专业，师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教授。学成之后，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系主任，亲自试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访问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考察各国教育，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反对国民党化教育、独裁教育。贫苦的家庭环境，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和遭际，艰难时势的造就，使得陶行知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和封建文化有了较透彻的了解，对外国列强的“洋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洞察，因而在对待中西文化教育的问题上，能够发表中肯的、实际的新鲜见解。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不是集中反映在一两篇论文里，而是散见于《陶行知全集》的80多篇论文、文章、诗歌和书信中。在这些著作中，都贯穿着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观点，即从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中西文化教育持分析、批评的态度。他指出：“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2]又带有总结性地说：“我们在这十二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3]以上两段文字，概括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基本观点，可以视为其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总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对中西文化教育采取具体分析，“批评”过滤的态度，坚持把“破”（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与“立”（建立新教育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把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