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乡村工学团和小先生的同时，在一九三三年陶先生又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拟出了简章和教育研究组织大纲，在这两者的第一章的宗旨内，是以同样的词句写着“本会（院）宗旨在发现最经济，最迅速，最能持久，最能令人进步之方法，力谋普及大众儿童向上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华民族与大同世界之创造”（见《普及教育》一书），并拟出了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见《普及教育续编》）。宗旨是很“伟大”的，方案也是写得极为详尽，的确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方法。普及什么教育呢？“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见《普及什么教育》）谁来推行普及教育呢？以小先生来从事普及教育。根据胡立民一九三四年统计的全国普及教育运动岛瞰，已有二十三省市的个别学校和县区推行了，其中有六处部是官办的，如江西省临川是自治实验区促进委员会，福建省仙游专员公团，上海市场是上海市场国民党教育局，上海市公共租界是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参看《普及教育》中的《上少公共租界之小先生》），浦东高桥是上海市卫生实验区办事处（见《普及教育续编》）。据陶先生说“安徽教育厅长首先承认小先生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点”。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总动员从事普及教育运动。陶先生说：“早在民国十九年春天，我会一度草成一个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这计划会由教育部提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见《普及运动小史》）于是陶先生所提出的普及教育便与国民党的普及教育合流了，但这不是糊里糊涂地合流，而是陶先生的主动，他想依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推行他的普及教育。正如他所说的：“现在是分三路进行。一、由人民自动组织全国普及教育促成的……辅助各地推动普及教育。二、起草全国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即国民党反动政府——笔者）建议以推进全国普及教育运动。三、起草防害进步罪，向立法院建议列入刑法（这里显现了一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面目——笔者）以扫除普及教育之障碍，若这三件事能于三个月内完成，则中国普及教育可以以二年之内树立一坚强之基础，以助成‘中华民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笔者）与大同世界之创造（？）。”（以上均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的反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