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初，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中说：“‘生活教育’第一次的发现，是民国七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演讲。”
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既有承先启后的纵向联系，又与现代前后左右各种教育流派发生横向联系。研究生活教育理论，不能脱开当时教育发展的环境和既有成果，必须找出它借以发展的对立物和参照物，通过比较研究，在一个更大的教育发展环境中，确定生活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我们认为，生活教育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同时在与其他各种教育学说的比较、鉴别中确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原则，并且在总结前人和旁人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一套生活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第一，生活教育直接继承了五四运动中的新教育运动的成果。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直接推动了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新思想、新文化的迅猛发展。而在教育界，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引进西方的教育理论、学校制度和启发式教学论，则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的创始人陶行知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曾总结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化复兴”。“这是一场用新观点新标准对包括教育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在内的所有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的运动。旧传统被抛弃了，旧权威受到了冲击，旧信仰的基础被破坏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有关中国教育改造的论著，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在教育哲学方面，陶行知比较中外教育原理的差异，批判中国传统的教育思维方式，提倡用实验主义方法论取代传统的因循守旧思维。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在教学方法论方面，陶行知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感到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法。于是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倡改革传统教授法，提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而是教学生学，即要把教与学联结起来。他在南高师任教期间，还引入了西方教育统计法，改革旧的教学管理方法，试行选科和学分制，鼓励学生培养自觉自动的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