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平民教育是到平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乡村教育开创者之一，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推动曾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陶行知早年，与晏阳初合作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之际，协助晏阳初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总会执行董事，会上推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2]陶行知还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与朱经农改编《平民千字课》，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
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之际，在《组织大纲》上规定，设立“乡村教育部一，表明农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因为农民是中国平民中的最大多数，中国文盲的最大多数。但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从何处着手上，晏阳初和陶行知在看法上有分歧。晏阳初认为：“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却不能先自乡村着手，而必须从城市开始。因国内各地乡农都习惯于惟县城或省城马首是瞻。要想说服乡农识字读书，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必须在城市获得胜利，用以影响乡农的视听的观感。”
陶行知认为，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必须开展平民教育下乡运动。1924年10月，陶行知发表《平民教育概论》一文，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还说道：“读书之外，还教些实用的职业。”
陶行知与晏阳初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分歧，不仅是在乡村或城市先后开展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陶行知发动和依靠城市和乡村的平民来推行平民教育，而晏阳初则是依靠官僚、买办和教会来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在1923年提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而晏阳初在1929年开始进行定县实验时竟说：平民教育特质之一，“是一种‘布道’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