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开始对陶行知其人其说作系统研究的，是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据朱自述，陶行知对他的一生影响极大。早在1925年，他还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首次聆听了陶行知关于民众教育的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阅读陶行知有关民众教育的论著。在1929年至1930年期间，他作为大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做研究时，常去参观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情形使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从这时起直到1946年，他钻研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并且得以与陶本人保持着联系。在中日战争期间，他任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校长时，曾组织他的同事和学生同军队和民兵一起工作，教民众如何更进步地生活和战斗。他还在战区实施“生产教育计划”“师范教育计划”和“乡村教育试验”等特殊计划，而从事这类实践的观念就是根源于陶行知的教育哲学。陶行知的教育理论给他的教育实践以巨大的鼓舞和启迪。由于上述原因，朱宕潜在50年代初赴美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时，就选择了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为其研究对象，并在1953年向校方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
这篇博士论文由结论和八章构成。在结论中，朱宕潜首先对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指出：“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最有影响的代表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批判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他发起和领导了许多教育改革运动。他的教育理论创立于现实的教育试验基础之上。他根据对中国人生活和社会的直接研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模式。虽然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却成为民众的导师和朋友。他对中国教育界和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历史将表明他所占有的地位类似于美国的贺拉斯·曼（Horace Mann）和智利的多明戈·福斯狄罗·萨明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接着，他阐明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外来文化思想的关系，指出：“美国文化和教育对于陶行知发展他的教育理论甚有启迪。当然，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但陶行知既不是完全拒绝外国的教育理论，又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过来服务于中国人民，他仅仅是利用这些理论以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因此，他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