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国方面，在1924年5月进行义和团赔款的第二次退还，为保管这批资金和促进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于1925年6月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会里中方有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等10人，美方有孟禄、杜威等5人组成。孟禄担任该会副董事长，[162]为该会的成立、组织和经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该董事会成立之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都从该董事会得到大量援助资金，促进了教育运动的发展。[163]
（二）第二年的学习问题和归国经过
1910年6月以后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关，收罗了许多优秀人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不例外。代理校长郭秉文积极地录用海外留学归来的留学生。郭本人1906年赴美，1911—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专攻教育行政，并以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164]郭回国后，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致力于该校的机构改革及人员扩充，屡次赴美，招募优秀人才。其中，陶行知、陈鹤琴就是他在众多留学生中选中的在他母校学习的年青的中国留学生。
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后，从事规定的教育学学习和研究活动。[165]于1916年2月获得新的利文斯顿奖学金，经济虽不富裕但学业可以继续下去了。当他在取得奖学金时就暗下决心，这两年间，在斯特雷耶教授的指导下，定要专心攻读。[166]可是1915-1916年的第二学期，郭秉文对陶的吸引力极强，陶几度与郭会面，交换意见。尽快回国从事中国教育事业的信念与日俱增。1916年初夏，金陵大学的好友陈裕光也来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陶对陈流露出自己一方面希望继续学习，另一方面又想尽早回中国协助郭秉文工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做贡献的矛盾心理。这时陈劝陶说，好不容易得到的宝贵的留美机会，不完成学业就回国，这对你本人、对中国都是极大的损失，至少也应该圆满完成学位论文之后再回国。此后，陶和陈经常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等到取得提出学位论文资格后再走。[167]于是陶做出了再学习一年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