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所谓“感”，即“盛世黎民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90]亦即“悦民”[91]。基于上述的二分法，促动天（本性），完善自我，在实践中完成现实向本性的转变，只有这样才为天职。其被实现的本来面目=主客体统一的关系，即称为“悦民”。
陶确信，在此，人类个人完全以善的面貌展现出来。天——人类个人的两分法，一旦完全同人类个人的内在关系相结合而再现出的人类个人，作为现实世界这一外在关系就被表现出来。陶以“天”这个字眼将人类的本性及现实世界的主宰者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一思想体现出“天”并非是超越者的再现，而是同人类本性的再组合。因此，人类个人并非是受本性驱使的被动存在，而是触动本性并把握它，以此将自我确立为主体，从而形成既认识客体又体现出自我之主客关系的双重结构。因此，陶说“运用人力济天工之不足，以速其和祥之临”[92]。
如上所述，陶抓住人类个人，并从环境论、遗传论的角度来说明个人的现实面目，希望以此将其个人的善性合理化。他说：“人之有惰念，不难芟除之。所可惧者，既由惰而因循，复因循而长惰。习与性成，斯惰之根，牢不可拔矣。”[93]因此由性养成的恶习，“戕身贼体，流毒子孙”。[94]总之，以遗传之形态，流传子孙。
而且这一形态在社会中漫延乃至灭国。陶将这一机制以贪官污吏为例作了以下描述：“贪官污吏，其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始于天性遗传之不良，继之以家庭教育之不良，继之以塾师教育之不良，终而入世，又复浮沉于不良之政府、社会中，习与性成，斯一举手而蠹国殃民。”[95]
如果确信人类个人之本性乃是完全的善性，那么未能发现的现实面目问题，必然又归结到个人内在的努力与意志问题上来。陶抓住社会关系、遗传及个人的欲望等，将不可发现的本来面目称之为“自奴”。并有如下解释：“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盖天下之至不可超脱者，有自奴焉！”[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