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和教育
前言
历来在陶行知研究中，通过其成长史来抓住他不曾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思想基础是非常之困难的。包括笔者在内，很多场合是以陶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形成的思想为出发点，在接受与超越杜威理论的模式中来处理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在这一模式中，仅把接受和超越当作是无联系的过程是不能抓住其实质的，而把“民族土壤的回归”这一陶自身主体的要素设定为联系媒介，就能抓住陶的内在思想形成过程。
在这一模式中，反映出以“欧洲对亚洲”二分法为基础的、而亚洲又内在克服欧洲的近代史认识。在此场合，“欧洲对亚洲”的二分法无法区别差异。它是价值序列中既对立且统一的、先验的二分法，是作为“亚洲”内在克服“欧洲”所预定的处理措施。总之，在这里，虽然价值的分裂带来了“欧洲”的侵略和“亚洲”的抵抗，却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把握这些，“亚洲”先于“欧洲”的原理是成立的，而“亚洲”是以“欧洲”为媒介而初步得以发展一说是否就抓住相互媒介的关系呢？同样应该持否定态度。
基于这一历史认识，陶行知对杜威理论接受的必然性就没有探究的必要了。这是因为，认为接受杜威理论是既存事实的一面，而以后超越的过程就等于是被内在克服的过程。因此，历来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有受资料的制约），作为研究对象，童少年时期没有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基于上因，拙作拟就陶行知步入教育家生涯之前，特别是童少年时期的人格和思想形成，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家庭环境，加以详细的叙述。并对陶行知为何选择从教，为何接受杜威理论等问题，作一明确解释。
第一节 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