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最忧虑的是再次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最期待的是实现和平民主（和平民主主义）。集中这种忧虑和期待的“反内战联合战线”率先在临时首都重庆成立，其核心力量是中国民主同盟民众联合行动委员会主任陶行知等人，依靠展开以民众为主体的和平民主运动，来防止内战的发生。以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昆明发生的政府军制造的屠杀事件（“一二·一”惨案）为契机，他们作为中国第三势力[2]代表民意，并急速地扩大和发展，敦促政府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会议”）。由于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动向以及美国政府等的国际压力，使蒋介石不得不声明停止内战，立即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和平民主运动的一环，当时的陶在重庆市内举办了“民主主义星期六讲座”。12月下旬，一面论说中国民主化的愿望，一面提出了社会大学运动的构想。听了他的演讲的青年们，协商之后，当天就自发地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陶行知担任校长。又因陶的推荐，青年们得以请民众运动家李公朴担任副校长，理事长则由冯玉祥将军担任。同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创立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这样，在半个多月后1946年1月10日，在国内，实现了国共停战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在伦敦，在第一届联合国总会召开的那一天，社会大学进行了入学考试，1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会上，除理事长冯玉祥之外，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等人作为来宾致了贺词，据说包括吴玉章、郭沫若等所代表的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大都出席了会议。
这所重庆社会大学，以校长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的育才学校为基础，是拥有救国运动的同志邓初民、翦伯赞、章乃器等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高等教育机关[3]。而且这所大学，是以完全非暴力的中国第三势力主导的1946年前半期的政治形势为背景成立的“新生事物”，是他们认识并立志从事社会变革的珍贵实践。可是，有关社会大学的研究，在日本只有因研究陶行知而知名的斋藤秋男先生的初步研究[4]。另外，就中国的研究来说，它忽视了与政协会议及第三势力相关的政治、社会形势。所以，本文想依据以陶行知、李公朴为核心的社会大学运动的介绍，对其历史性、社会性背景，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及其意义等，做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