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日两国关于陶行知学术的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件已经明确的重要史实。
其一，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这段时间从上海秘密亡命日本，先后辗转、滞留于东京、京都等地。
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夕。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陶氏东渡日本取之于何种渠道，但无可置疑，他对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向十分关注。尽管陶氏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很短，但他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国立图书馆、东京大学。在京都，陶行知仔细观察了前来明治天皇陵墓参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锐地发现劳动人民对这个天皇制国家的“赤诚之情”十分淡漠。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对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非常重要。
其二，上述之事经过三年半以后，1934年4月10日，一个自称是陶行知学生，名叫叶维奏（真名不详）的人同数名中国留学生一起，访问了东京池袋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同该校教师牧泽伊平、户冢廉等人一起座谈。在座谈会上，叶维奏介绍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运动。翌年，1935年1月，牧泽在由“生活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开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运动。这是日本教师写的第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运动的论文。
化名为叶维奏的中国教师为什么要访问池袋的学校？欢迎他们的牧泽和户冢等日本教师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倾听叶氏的介绍？这些纯属历史的偶然吗？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陶行知的思想被日本教师所了解，给牧泽、户冢等人施以重大影响这是历史的必然。牧泽虽然在1945年逝世了，但是户冢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依旧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热情未减，由他倡导并展开的名为“日本的陶行知”的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