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致力于在上海开展“工学团”运动的陶行知[2]（1892—1946年）以及在这场教育运动中为了实现中国教育的改造和普及，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具有怎样的特征。同时，本文还将分析研究这些特征形成的要素，并重新研究和评价曾被指责为理论根据不足，遭到否定的“工学团”时期陶的思想和实践。
陶（行知）是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立志于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共和”国建设，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培养其主体（人民大众）教育实践的教育家[3]。
在美留学（1914—1917年）时，他师从杜威[4]（1859—1952年）和孟禄（1869—1947年）[5]学习新教育理论。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6]等任教6年，努力进行新教育理论的介绍和高等教育的改革[7]。但是，1923年夏，陶辞官为民[8]，以此作为对坚持应用欧美教育理论的教育界和自身外国贵族般举止言谈的诀别[9]。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10]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1]活动，埋头于平民教育运动。
但是，那些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内战影响下不得已偃旗息鼓[12]。其后，他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思想，并以此为中心“要满足客观环境的需要”[13]，专心致力于晓庄学校（1927—1930年，南京），“工学团”（1932—1937年，上海），育才学校（1939—1946年，重庆），社会大学（1945—1948年，重庆）之类不同对象、形态各异的实践。
关于陶（行知）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中日两国很多都停留在政治方面的评价[14]。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出版了其全集后，可以说，终于开始了基于事实的研究。[15]
但是，我认为，根据以下两点，以往的研究成果是不充分的。首先，在日本以长年从事陶（行知）介绍、研究的斋藤秋男为代表，其仅仅着眼于是“杜威的学生”这一侧面，把接受杜威理论作为陶的教育思想原点，其克服的过程看作是陶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模式。[16]但是，这种模式不但轻视了陶自身思想所形成的环境发挥的作用[17]，还忽视了陶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教育思想的意义。当初接受杜威的理论，作为“改良主义者”的陶，据说其后来克服了（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发展。这还可以认为是局限于他的阶级性格的变化，是以前片面的模式。[18]这种模式，尤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工学团”运动，由于脱离“土地革命战争的现实”，停留在“乌托邦式的幻想”，所以被认为注定要失败[19]。也就是说，由于“工学团”的实践，陶当时被认为是彻底的“改良主义者”，没有遵从当时共产党的路线，所以才有了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