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尻文彦，1969年生于日本大阪，日本帝冢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川尻文彦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晚清的西学与明治日本》《“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等。
本书选取了他写的《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在本文中，作者以陶行知接受和发展杜威的理论为中心，通过回顾杜威来华及中国追寻“新教育”的历程和陶行知晓庄学校的实践，以一个全新视角考察了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中国教育界的关系以及杜威的教育思想对陶行知的影响。川尻文彦认为陶行知并不仅仅像戴伯韬所说的那样简单地“推翻”杜威理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不是向“生活教育”单线“发展”的。
川尻文彦认为，杜威访华及其希望打破“旧教育”割裂“学校”与“社会”做法的思想，在“五四”之后的中国引起了各种反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在教育方面，也就是说，以“新教育”为目标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关注作为教育学家的杜威，这与杜威著有水平极高的《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学书有关。在中国，杜威被有留美经验的知识分子介绍到知识界，而这些知识分子对杜威的了解极为多元，有时甚至会有“误解”。作者认为，陶行知在深受杜威影响的同时，对杜威还有很独特的了解。陶行知针对杜威教育理论中涉及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儿童自发性（“自动”）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重新解释了传统的“人欲”“天理”概念，给杜威的“自动”概念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通过本文，我们可以从作者论述中看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为止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