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欲考察五四时期思想界之状况，就不能忽视杜威的来华（1919年）及其影响。他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其讲演录马上被翻译为汉语，获得了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争先阅读。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是杜威的学生，他竭力将杜威思想介绍到中国，除了胡适之外，受到杜威思想感化的人还有很多。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之一的陶行知。在有汗牛充栋之感的陶行知研究中，本文主要通过陶行知来看杜威对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在中国的反响，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加以分析。我认为借此可以阐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侧面。
20世纪20年代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朝野上下各种有关“教育”的“改革”议论纷纭。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常被认为“美国模式”代替了“日本模式”而取得优势。然而，我们除了知道1922年的所谓壬戌学制（学校体制改革方案）是对美国的模仿之外，对其实际状况似乎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明。虽说要探讨这种“知识氛围”之变化并非易事，但我还是想在陶行知和杜威身上找出一条线索。
杜威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学，他拥有许多张面孔，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说其中与“教育”有关的是最具影响力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断言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教育学说”。我们且不管竹内好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知道陶行知是杜威在中国的介绍者之一，他不仅是杜威的介绍者，而且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与杜威思想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斗争。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之大，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之巨，已是广为人知的了。不过，实际上一旦说到具体情形，恐怕就不是人人皆晓的了。齐名并称的陶行知究竟与杜威有哪些交叉点，又有哪些分歧之处呢？或者说，仅仅用“冲击”“影响”“受容”“分歧”等框架就能获得充分理解吗？我想在下面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