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法国革命平等思想遗风的影响，现代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已经以人民共同意愿的观点来评判国家的合法性。[2]然而，“人民”一词的概念对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仍是一个未定的范畴。正像普拉生吉特·杜尔拉（Prasenjit Duara）敏锐指出的那样：“人民”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是君权制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需要被重塑成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杜尔拉关于共和中国与封闭社会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文章抓住了“人民的”地位在民族主义者与革命理论之间的矛盾的特性。起初，革命的理论家们认为封闭社会中的成员是初生的中华（汉）民族的基础，可是当社会各阶层的成员身着明朝服饰并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时刻，领袖们却迅速平息了这种庆祝，因为这明显地不符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现代眼光。
在一篇有创意的文章中，梁启超——也许是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宣称国家的基础实际上是人民而非天国的命令。[3]下了这个勇敢的断言过后，梁又很快对此加以缓和。虽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能够担当任何政治责任之前，他们必须被改造为城市的“新民”。尽管梁颂扬人民，同时他也特别呼唤一些改革家，他们应当是超拔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历史“英雄”。陈华宽（译音）论争道，在那些晚清改革者的意识中“总是有着中国民族结构中一种民众的没被引导成为唯意志论倾向的根深蒂固的怀疑”。[4]
改造国民的任务被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新式学校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执行着。[5]这些改革努力采取民众教育、风俗改造和戏剧改良的形式。曾有一本著作认为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汇聚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社会下层的启蒙运动，在城市尤其如此。[6]依据教育思想的观点，保罗·巴雷（Paul Bailey）指出晚清的教育者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民众教育。虽然这个广泛开展的运动“启发”了普通的民众，可是这些努力却被限制于城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晚清的改革家亦没有究问知识分子（受过教育者）和民众（未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依循这个程式，知识分子致力于把民众改造成为他们自身的复制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未受教育者也可启发受过教育者这一信条才进入知识分子的思维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