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他是一个穷学生出身，在受到王阳明学说启发之后很多年，才于1915—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念书。他于1921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新教育》杂志编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运动，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恢复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农村、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哪里学习。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地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1946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丁——库利奇时期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什么呢？美国提供的强点和弱点表现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他于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在中国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年6月在北京大学时，正当北京大学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和其他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11个省的76个讲坛上，做了130几次演讲。他的演说译成中文，以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上海、湖南、福建、广东以及长江下游六七个城市都做了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