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的问题
尽管陶行知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他在1946年7月的去世却激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极大悲伤。在他的墓前，赞扬声不绝于耳：“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陶行知先生之死……是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运动的重大损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损失”（陆定一）；林伯渠指出陶行知的名字将被解放区的教育家们牢牢铭记。[2]共产党人胜利之后，通过出版《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对他的狂热崇拜就一直保持下来。1950年，一系列由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撰写的赞美陶行知的文章和论著相继出现。前页上有经过修描的陶行知画像，他以其直率和公正而被奉为公众的偶像。[3]
其实，陶行知和绝大多数杜威式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区别的。陶行知和胡适是同时代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两人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普通学校观点的影响。[4]然而在起始阶段，陶行知的事业和胡适以及他的同事们便存在着分歧，他全身心地投入大众教育。1927年成为乡村重建运动的先锋。1930年由于蒙受国民党官方的怀疑，他被迫逃往上海外国租界，随后去了日本。回国后不久，他便在上海附近着手他的新大众教育计划。30年代，陶行知在抗日群众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并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员赴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日本投降以后，他又回到上海开展他的大众教育。与此同时，他为民主同盟工作，并公开谴责国民党领导阶层及其导致持续内战。由于闻一多和李公朴相继被暗杀，陶行知的朋友们都很担忧他的生命安全。然而，1946年7月他还是猝然病逝了。[5]
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陶行知不把他和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政治机器联系在一起。他的工作不遭受政治联盟的限制，也不受到这种联盟的保护。他的事业体现在独立地探讨教育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对陶行知的分类的困难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他的矛盾心理中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