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生于1876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最后一任驻中华民国大使。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建造了一所宫殿式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京大学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2008年11月17日，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杭州安贤园。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内地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
本书选取了1946年出版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一书中的《我所认识的陶行知》。撰写此文时，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陶行知病逝次日，司徒雷登在接受《联合晚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万分悲痛的心情”。后应“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之请，撰写此文。该文开篇即指出：“三十年前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后文又忆及，陶行知“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作为陶行知的老师，司徒雷登在执教金陵大学时就对陶行知赞誉有加，当时陶行知对王阳明学说已深有研究，常与司徒雷登一起讨论王学。陶行知、黄华、龚湃都是他赏识的学生。其后，陶行知师从杜威，归国致力于新教育改革，将旧学基础与实验主义相结合，开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开创“小先生制”，形成具有创造力的生活教育思想，勤恳务实，为中国教育造就不少人才。在简略介绍陶行知的留学经历和归国从事的教育运动之后，作者认为，陶行知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躬行实践，不务浮夸。”他对陶行知满怀深情：“假如天假以年，我相信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不料最近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使我个人失去一位相尚以道的良友，中国教育界失去一位勇敢前进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