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确是不世出的奇才。毕业后，负笈新大陆，从杜威博士游，以旧学切实的基础，益出实验主义的精华，至是自信力越强，创造力益大。学成之后，回国提倡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开办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发明“小先生制”以助成普及教育运动，并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躬行实践，不务浮夸，为中国教育界造就不少人才。二三十年来，我在燕京大学服务，他在东南西南一带效劳，地北天南，使我们不能时常聚首，然而他的学问和成就，事业的发展，我无时不关怀。假如天假以年，我相信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不料最近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使我个人失去一位相尚以道的良友，中国教育界失去一位勇敢前进的导师。缅怀往事，不胜怅惘之至！
[1] 原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海，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编印，1946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