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梁漱溟离开广州去上海和南京一带游历，访问教育改革者，并为其在广东的乡村改革工作收集意见和网罗人才。[2]他两次访问了位于南京城郊、著名的陶行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的学校是唯一得到梁的绝对称赞和认可的乡村改革方案的实施典范。当然，像这样碰巧与梁自己的思想和倾向相一致的方案是少有的。陶行知在许多方面与梁漱溟要求改革民国初年侧重城市的“书本教育”制度的做法有相同之处。作为杜威的信徒，陶行知根据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原则，设计出一套更切实际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他甚至比杜威走得更远，宣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3]
像梁漱溟一样，陶行知也认为，现代中国教育的实质是使知识分子脱离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不能胜任任何社会服务工作的寄生虫。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它将使知识分子深入于乡村生活，在那里，通过“边做边学”，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具有农民的技艺和体格、科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趣味以及社会改革者的精神和热情的一代新人。虽然，陶行知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杜威信徒，但同梁漱溟一样，他的哲学根基是系于王阳明的。陶为自己取的名字行知（行动、知识），就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4]
既然“生活就是教育”，因此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没有正规的课程。学生们每天在田野里劳作，尽可能参与全部的乡村生活。通过自己的劳动，他们给自己提供了日常必需品，如种植和准备自己的食物，编织自己的便鞋等。他们的培训仅仅是学习如何灵活地解决乡村生活问题，如何通过自己的示范，把所学知识灌输给农民。由学生建立的地方乡校和其他机构——如公共茶馆——是多功能的政治和教育活动中心，利用公众舆论来反对赌博、缠足和吸毒等乡村生活的恶习。通过学生的示范，农民们边做边学习新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程序，就如他们边做边学新的农业技术一样。在晓庄，“学、教、做”是一个过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