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4年第一位中国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以来，哥伦比亚大学及其研究生院、师范学院，影响着美国其他所有大专院校里的中国研究生，已有100多年时间了。[2]对中国留学生最具吸引力之一的就是，由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威廉姆斯·克伯屈以及该院其他著名学者建立的校友联谊会。大量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了教育界和政治界的领导。1919年至1921年，受其从前的学生、当时中国师范教育的领导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邀请，杜威在中国11个城市进行了考察。他在社会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西方国家现代教育总趋势等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讲学。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普遍公认为是中国第二优秀的大学，也是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立东南大学。杜威访问该校时，在欢迎会上说，谈到该校，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该校有大批教师在美国学习培训过，其中不少还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杜威原来的学生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主任陶行知，当时也在聆听杜威讲学的听众中。在杜威的中国讲学访问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的许多追随者力图在中国教育界实施杜威的教育思想。然而只有陶行知将杜威的实验实实在在地推行到了极致。这一实验不是在位于大城市的高等师范学校，而是在一个小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1927年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里进行的。
晓庄师范学校在陶行知的领导下，从1927年至1930年持续办了3年，后来被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查封了，可它却得到了全国的承认，认为“它是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中国现、当代教育史的伟大开端”。[3]陶行知在师范学校被乡村环绕的环境下，使杜威师范教育思想得到了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实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将杜威理论“翻了半个筋斗”，并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改变成他的“生活即教育”；将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改为“社会即学校”；将杜威的“做中学”转变为他的“三位一体的教学做”。[4]这使陶氏最著名的生活教育的实践和理论体系得以形成，该体系表现出了学中做、与民众相结合、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以及注重历史关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