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个了不起的人，但看上去却很普普通通。他衣着简单，生活俭朴。我1944年认识他时，他已出名，来找他的都是名流之辈，可他像与普通人在一起时同样愉快。我是个士兵，并非军官，当时仅19岁。相识后，他邀我到他所办的一所学校去，后来又让我听音乐会，看歌舞节目。这说明他待人友好，深感他能给我一些教育。
他确实教了我不少东西，还给我许多鼓励。做出这一切不是凭说教，这决非他采取的方法；也不靠谈论他的成就，他一生热心致力于教育，特别致力于发挥人的潜力。我从一次到他的房间拜访活动中所看到的，所学到的，比他对我讲述他自己的一切要多得多。
在育才学校，仅仅在门口挂一块布帘把陶行知的房间与繁忙的教室隔开。在纸糊的窗格下，摆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摆满摘记本、单据、信件，学生写的文章和搁书板，在身后墙边有一只木书架，托尔斯泰、杜威、马克思、济慈和李白、鲁迅、郭沫若的书放在一起，在屋角摆的一张木**，铺着一条草席，其尽头叠着两条整整齐齐的棉被，床边墙上挂着普通军装上衣，其旁是上面写得潦草记事的日历。在床对面的墙上是一张画《一个学生正在干活》，上面写了：“赠给敬爱的陶校长 学生王黎明敬赠”。在一张未上漆的松木公事柜顶上，有一飞翔的胜利之神的塑像。与屋中垂挂着的仅有的电灯相对。在我们谈话时，有个姑娘很有礼貌地打断我们的谈话，以便与他商量她负责的某件学校里的紧急事件。我难以相信，这竟可能发生在孔子的土地上。但陶教授告诉我，在学校里由学生管理或协助管理一切，他要他们行使民主——不是凭理论，而是凭实践。
另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参观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它就设在嘉陵江对面农村的几所简单的房舍里，他们为我们举行音乐会、交响乐、合唱、弦乐四重奏。对于这些年轻人的音乐才能，我感到惊讶。这从一个方面表明陶教授的教育思想使人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