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陶博士最初的认识是间接的。我买了一本育才学校出版的书。这个学校是由一个别有见地的、创造性的教育天才陶行知博士所创导的。这是一个以“培养人材幼苗”为职志的学校，也就是说，除去受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基本训练和教育外，任何儿童对于某种艺术或是科学有特殊才干的都给以充分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国民党所统治的党化教育下所造成的一片死气沉沉中居然有这样一块生气勃勃的土地，使我大为惊讶。
我与陶博士第二次的认识仍然是间接的。那是通过成都的外侨朋友为他的学校募捐而发的捐册。同时也是通过他的长子而认识他。那时他的长子正从事战时工作，服务于美国新闻处。
一直到1946年的春天到了上海以后，我才亲自会到陶博士。他在这时，除去负责他的一些学校外，还是民主同盟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那真正合乎大众教育运动所需的远大的计划在本纪念册内已有人说到。他同时也在大声疾呼，组织委员会与公开演讲以集合民主力量，使他们负责起面对中国危机之任务。
陶博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得随便哪一个善良的人，都愿意贡献出他的所能为社会作最大的服务，在实际的工作上教育他们，鼓舞他们。他目标纯洁，行动笃实，生活刻苦自励。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生。
当昆明的进步教授为国民党特务惨杀后的次晨，我去看陶博士。他知道他既是民主同盟上海的一个主要组织者与号召者，自己的生命也是处于危险之境。我依然深刻地记着他对我说话时悲痛的音调：“国民党专横独裁已经有20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与警察，然而他们还要像蛇蝎一样向上爬，去暗杀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从那时起，他就赶忙整理他的文章，完成那些待写或需修正的诗稿，并组织更多的群众性大会以推进民主的力量。当他不能再抽出时间对他们讲演时，他就利用他的说服力量，对他的朋友去讲。在这全部的时间内，他的身体都是处于高血压之下的。他拒绝应有的休息，毫无疑问的是因为他自信他终究不能逃过特务屠杀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