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鸟瞰
笔直的道路与历史的泥潭
美国式的进步主义教育历程，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独特运动已有过充分的阐述，其中尤以巴雷·基南所作的最为著称于世[2]，乃至于这段历史及其解释在现代文坛上已成为标准化了。若隔开一段距离来看，它那过程的途径是清楚的，发展线索是清晰而显明的。然而，当我们接近内部时，事情并未解释得那么清楚——岸界趋于化为沼泽，流向变得更为不定，源流变得更为模糊。倘若我们从基南把进步主义解释为一种半政治运动，试图通过教育来塑造羽毛未丰的中国共和主义者之政治发展，转而把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更为扩散然而更为持久的教育运动来考察，这种情况便尤为真切了。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考察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以考察进步主义在中国历史这些较为精致细节的一部分，即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陶行知在他与运动联系最紧密的早期生涯时的传记。结论与其说是要否定我已相信基本正确的既成历史，不如说是就它在每个细节上的确凿性提出某些怀疑，意识到一种教育观念表面上从某一种文化传至另一种文化时实际的复杂性，由此而做出一种性质的评价，它必然相当大地修正像一种通常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的一般解释。
进步主义教育在政治上的兴衰
随着袁世凯于1913年残酷地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些中国的改革者从贯彻民主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直接企图，转向经由优选改造中国文化为同样目标的间接努力。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从儒家之后的梁启超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都论辩道，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抛弃传统的中国思想与行为方式，是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和民主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应为所选择的西方价值所替代，即一种基于极为广泛解释科学与民主的世界观。就许多人而言，教育是实现这一文化变革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