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伯特·布朗（Hubert O.Brown），美国学者，中国教育思想史专家。获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校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教育学系高级讲师。
本书选取了布朗在《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一书中的长篇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文中，他侧重于微观视角，着重考察了陶行知晓庄试验的思想渊源，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与西方教育的关系，研究细致缜密。他认为，陶行知后来的教育改革首先与他早期信奉的王阳明哲学中所强调的直接感知以及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性有关，这既使他易于接受杜威的影响，也表明了他与杜威的不同。
布朗在“鸟瞰”部分俯视整个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他将巴雷·基南的已经被认为是标准化了的研究结论，称为是“笔直的道路”，但当更深入地接近这一发展历程内部的时候，布朗向这一学术惯例发起了挑战。他认为清晰的界限化为沼泽，源流和方向都变得模糊，称此为“历史的泥潭”。第一部分，布朗架构了“进步主义教育在政治上的兴衰”的宏观背景，结合当时的历史史实和社会政治因素进行分析。布朗以多重视角分析了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衰落的原因。
作为该论文研究的重点，布朗以“陶行知：从儒学至进步主义至马克思主义”为标题，分三部分进行论述。在“早期教育与热情”中，布朗回顾了陶行知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提出了在直接感知的关键问题上，陶行知更倾向于王阳明而非杜威的观点。“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型”主要阐述了1919年杜威来华对陶行知的正式影响，布朗认为这才是陶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触，陶行知的“晓庄”教育项目、育才学校、“小先生”设计是对杜威演讲理论的实践补充。此外，布朗认为陶行知的个人使命意识和对科学的歌颂早于与杜威的接触，并且他也没有跟随杜威对西方的美化和对中国的相对消极评价。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灾难结果中的陶行知”一节中，布朗论述了1917年至1922年陶行知进行的进步主义改革，1923年之后又走向平民文化运动，表现了对农民的又一种皈依。最后，布朗总结了全文的论述，并为开篇提出的问题做了探索式地解答。他首先分析了晓庄学校被迫关闭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一个主要论点：“虽然陶的教育生涯以许多新的转折仍在继续，但晓庄依然是最高峰。”该观点为此后的史学家所赞成和引用。对于前文提出的陶行知同进步主义的关系问题，布朗在此处做了回应，他的结论是：陶行知的思想有如一个浪潮，而进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