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主题思考的背景，陶可能阅读了前发起人蒋梦麟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北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上，蒋提出了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感受到的问题：知识阶级只是一种形式，在新生共和国中没有资产也没有力量，他们的改革思想没有效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没有影响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引起了连续不断的与尖锐的辩论。[86]章士钊1927年早期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反对把知识分子界定为阶级的批评。他指出，俄国苏维埃和英国工党都认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具有关注与联系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传统，因而为了利用他们，不需要以不现实的态度攻击知识分子。[87]陶似乎也参加了辩论。他的文章这样开头：“近来的方向又转过来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呼声一变而为拥护知识阶级的呼声。我们又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88]他的分析是对新旧知识阶级的批评，这种分析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陶清晰地区分了社会阶层身份和后天能力。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禀赋水平是变化的，如同人类的身高一样高矮不同，并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存在差异，也当然不是一种“阶级特征”。知识也从来不应是造成阶级属性的东西，而且知识也是变化的。接着，陶把真知识定义为建在经验之上的东西。标准哲学的知识观与真理观的实际含义是一样的。陶以相似的隐喻阐释了与儒家“大学”同样的主题。文中写道：
知识比如接树，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另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之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