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9年的热情发动起来的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受到严重挫折。郭秉文，这位在东南大学聘请归国的留美学生为教员，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人物，此时却避居纽约。改革运动的幕后主将——蒋梦麟，为北洋军阀当局所驱逐，隐居于上海的公共租界。蒋的继承者、《新教育》编辑陶行知则退出国家教育机构，致力于他的试验师范学校，扩大非正规受教育机会，从而开展乡村建设。
杜威对这些人及其教育改革活动有过重要影响。在那场导致1922年颁布学校改革令的教育改革运动初期，杜威就帮助确立了民主教育的原则。但是，在1930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巩固之前，这些原则根本实行不了。虽然杜威的思想成为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其影响随着运动的衰落而缩小。
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这三位改革领袖自美回国时，都曾把中国的教育机构看作促进改革的工具。郭和蒋在20世纪20年代分别是中国两所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陶一直是郭属下的教务主任及系主任，后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该社在1924年鼎盛时期，有2300名教育工作者作为会员出席它的年会。通过这些组织，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新教育改革的理想在中国变为教育的实践。但是，一旦与政治权力交锋，他们则连最起码的目标都达不到而一一败下阵来。这三位教育家一触到中国军阀社会的政治势力之网，无一不被弹回。
随着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权力问题在校园内变得令人注目起来。学校当局处于控制学校经费的军阀与愤怒的学生的夹缝之中。学生坚持要求学校脱离军阀的羁绊，不带任何政治倾向，保持其独立性。因为军阀当局任意撤换校长，说得更确切些，是继续维护外国机构的特权，仅1922年，就爆发了一百多次学生运动，显示了学生对控制学校的当权人物的反抗。蒋、郭均对学生团体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情绪感到棘手，因而他们自身亦被视为维持现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