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6年、1977年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北师大想调我过去工作，我也考虑是不是该挪动挪动，因为我在北京的基层特殊教育学校已经待了快20年，到其他地方去是不是能起更大作用，能多做点事呢？
1977年二聋毕业生和教职工合影，二排左六是我
我的工作调动可谓一波三折，如果我要调到北师大，需要二聋、西城区和北京市三级都同意。而当时的情况是三级部门都不同意，而且区里还表示，即使二聋同意我调走，区里、市里也要留我。四聋校长王宗文认为，我调到北师大对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更有利。他本人在北京就经过了从一聋到二聋，再到三聋的几轮工作调动，最后才到四聋当了校长，所以他知道调动工作是件麻烦的事。四聋和二聋都在西城区，在王宗文校长的帮助下，我们采取了一个“曲线救国”办法：先把我从二聋换到四聋，然后让我在四聋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调到北师大。这就是后来我又到四聋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原因。到四聋担任教导主任的第一年，我全力以赴听课、排课，同时协助四聋的一个教导处副主任熟悉工作。
在四聋与退休教师合影，后排中间是我
1979年年底，我的人事关系已经转到北师大，就不能在四聋领工资了。为了不影响四聋的工作，北师大允许我在四聋照常上班，每天排课、代课、听课，一切都照常，只是每个星期有一天或半天，要到北师大去。接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逐渐了解了北师大这边的情况，同时自己在四聋的工作也差不多交接完了。我由每星期只到北师大上一天班，慢慢过渡到每星期在北师大上5天班。有一次，四聋的老师们领工资的时候突然发现，工资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了，可是我还在四聋工作，就问我：“你怎么光干活不领工资啊？”这下我调到北师大的消息逐渐传开，很快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我已经调到北师大去工作了，最后大家还专门为我开了欢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