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专业的创立首先需要专业的师资。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且专攻特殊教育的教师，我回国后根据个人志愿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被分配到北京的一线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在基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了近20年，所以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改革开放后，因为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北师大负责建立专业。为了把我从二聋调到北师大，先后有不少老师通过各种办法帮助我，包括当时在北师大教务处工作的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北师大资深教授、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顾明远等。顾明远教授曾和我一起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留学，期间他听过苏联盲聋哑女学者斯科罗霍多娃[1]的报告，顾明远对她感人至深的报告的印象非常深刻。“**”前，顾明远也去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过。待到北师大要创办特殊教育专业时，他就首先想到了我。最后经多方协调，前后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才被调入北师大。这样，我成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教师。
新成立的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室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人的研究室”。研究室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专业和招收学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完成，但毕竟一个教师的力量有限。我对北师大教育系的基本情况和人员都还不太熟悉，开展工作存在诸多不便。当时系里的教学秘书秦忠洲老师热心帮助我做专业建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帮我刻了特殊教育研究室的印章，帮助我做全国特殊学校的调查及材料整理等。这样，研究室相当于有“一个半”教师可以干活儿，我是专职，秦老师是兼职。
“一个人的研究室”还需要继续招兵买马。我本想将北京市聋校的教导主任或校领导调到北师大，因为当时聋校教师还有可能到北师大工作。但是他们有一个顾虑，就是一旦到高校工作，相当于工资15%的特殊教育教师补助就没有了。那时，一个教师每月就只挣几十元钱，15%的补助就是八九元钱，八九元钱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些补助没有了，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聋校的老师并没有来。顾定倩老师当时正好要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曾在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任教。我就打算把他调过来，因为顾老师[2]担任过聋校教师，手语没问题。我的计划是，将来开课时，我担任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心理学、特殊教育史等几门课程的教学，他至少可以分担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等部分课程的教学。开设这几门课程后，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基本上就齐了，公共课有教育系老师的强大支援。为此，我专门到北京师范学院和顾老师谈了两次，他欣然同意。这样，刚毕业的顾老师来到北师大工作，那年是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