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假设
知识问题与教育、学习关系甚密，“我们关于知识和认识方面可能存在许多问题的回答，对我们教育者如何思考与行动将有重大影响”[1]。教师的知识观念导致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实践，影响着学生学习方式的选择。我们若把知识主要看做表现在文字之中并靠文字获得，那么，我们就会向学生提供种种书籍和讲述，并要求他们交上写满文字的作业和测验，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形成相应的知识观念，并采取相应的学习方式。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隐含着一定的知识观假设，知识观比学习方式更为基础，它是构成学习方式的内在前提。学习方式的知识观基础可从杜威的“做中学”与布鲁纳对“发现法”的倡导中窥见一斑。
在杜威看来，知识与行动密切相关，“人们最初的知识，最根深蒂固保持的知识，是关于行动的知识；比如，怎样走路、怎样谈话、怎样读书、怎样写字、怎样滑冰、怎样骑自行车、怎样操纵机器、怎样运算、怎样赶马、怎样售货、怎样对待人，等等，不可胜数”[2]。因此，儿童应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同时，杜威还批评将知识看成是确定的事实和真理的观念，在他看来，知识不过是一种资料、工具、手段，是探索的结果和进一步探索的资源。因此，课程教材不能被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儿童经验之外的东西，它只能在儿童的主动作业中，作为儿童改造经验的材料与手段而加以使用，儿童只能在“做中学”，即在活动中、探究中、经验中学习与生长。以倡导“发现法”著称于世的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在《论认识》一文中指出：“知识是我们给经验中的规律性予以意义和结构而组成的一个模式。任何知识体系中的观念，都是为了经济地和连贯地表述经验而发明的。”[3]知识是学科专家凭借特定的概念框架而构造的相对独立的领域，每一知识领域都隐含着一些基本的经验模式和概念结构。认识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认识者亲自从事发现的行动。基于此，他主张让学生亲自去经历科学发现的过程，即像数学家那样去建立数学的结构，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发明历史的模式。总之，杜威倡导“做中学”的学习方式与他视知识为行动、工具，重视知识与经验的关联，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密切相关。布鲁纳倡导发现法与他视知识为有组织的结构紧密相连，正是对于知识的不同假设、观念导致了他们学习方式上的不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