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后期，报刊上出现了一些要求取消重点中学的文章。例如吕文升同志在《杭州师院学报》上撰文指出：“现行的重点学校制度不是面向全体青少年儿童，实质上是面向少数。”
1986年5月，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姚庄行宣布，上海今后不设重点初中，并且将投资重心从重点中学转向办学条件困难的学校。上海的改进措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对重点中学政策存在着质疑。
1986年，在中国教育学会和四川省教育学会任职的纪大海先生对重点中学提出了批评[9]，他认为，重点中学制度，首先在中学产生了极为悬殊的两极分化。例如，某县级行政区有一所重点中学，三所一般中学。重点中学18个班，有大专学历的教师53人，占该校教师总数的90%；三所一般中学共48个班，有大专学历的教师73人，占三校教师总数的50%。此外，重点中学本科学历的教师等于三校本科学历教师的总和。并且，重点中学教师多为骨干。教育经费的使用也是如此，1983年该区三所一般中学共得经费仅是一所重点中学的70%多一点。据统计，上海市1984年16所重点中学高考升学名额占全市高考升学名额的80%多，而270多所一般中学的升学名额仅占百分之十几，有的区只占5%左右。
其次，重点中学制度使多数学校失去了办学的积极性，也使多数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学生们经由省重点选后，再由市地重点选，剩下的留给一般中学。这样层层选拔带来的结果使一般中学丧失了办学的积极性，教师对提高学生质量感到沮丧。对于学生而言，则造成一种不良的心理，接踵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四川为例，1984年重点中学在校学生数占全体中学生数的9%，一般中学在校学生数则占90%。层层拔尖，到头来形成只有少数人在竞争的局面，而多数学生则被挤在竞争之外，调动不了多数学生来参加竞争。现实中表现就是，重点中学的学生趾高气扬，一般中学的学生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