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机会的任务，和发达国家一样，教育机会扩张的任务主要体现在高中和学前教育阶段。
一、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扩展
高中阶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现象层面上，高中阶段是学生分流的开始，一部分学生会选择职业轨道的高中教育，一部分学生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大多数学生会沿着升学的轨道接受普通高中教育，将职业分流延长至第三级教育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普通高中教育首先经历了一个“恢复秩序”的过程，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具备条件的“公社办高中”[3]要关门。在数据上的表现，就是1978—1985年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从1977年的64 903所，减少到1985年的17 318所[4]，关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教育目标上，从盲目普及、“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精英式的、以升学教育为主的模式。在1965年至1985年的20年间，展示了两种不同办学方向的差异，高中和完全中学的数量如过山车般起伏，形成了明显的倒U型曲线，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盲目办“学工”“学农”的教育，不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决策随意和非理性（见图2-4）。
图2-4 1965—1985年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变化
注：1966—1971年的统计数据缺失。
在完成“拨乱反正、恢复秩序”后，高中阶段教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从1981年到1996年的15年时间里，高中在校生规模一直稳定在700万人上下；从1999年起，受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在校生规模开始超过1 000万人；仅仅在五年后的2004年，在校生规模就突破2 000万人，达到2 220.4万人。
2000年左右高中教育的跳跃式发展，除了规模的急剧增长外，还体现了社会需求对计划招生模式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在发展高中教育问题上就存在关于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合适的招生计划比例的讨论，究竟是1∶1还是4∶6，多年的政策争论在扩招的急剧推动面前自然弱化了。但是，在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扩张过程中，对普通高中毕业不能升学的制度焦虑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