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2000年基本完成“普九”，在14年“普九”的艰难历程中，保证每个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用强大的政府和社会动员能力，用历时20多年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完成了人口大国积累人力资本的第一步。
一、不断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机会
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教育机会的普及水平非常低。以改革开放为研究的起点，可以发现，到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时候，中国为所有儿童提供的普及的教育机会，还仅限于小学阶段。1990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4年了，但是，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还不足70%。这就意味着，当时中国政府能够给适龄儿童提供的初中教育机会只有50%多一点，只有一半多的学生能够获得初中教育机会。
到了1993—1994年，扩大初中教育机会开始“提速”，几乎以每年5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02年，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90%了，直到2012—2013年，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才和小学阶段完全相同，真正实现了“普九”全覆盖（见图2-1）。
图2-1 1990—2016年中小学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
当然，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机会全覆盖后，保障教育机会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问题存在的形式和采取的策略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保障教育机会主要体现为：（1）保证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2）解决初中阶段新的“辍学”问题。
二、义务教育机会分布的制度意义
按照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度过了扩张期，开始进入结构调整期，也就是我国教育政策中经常提及的“内涵式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已经使义务教育的核心政策问题发生变化。在扩张时期，义务教育的核心政策问题是应对资源短缺，是筹集和分配教育经费的财政问题。到了结构调整阶段，资源短缺不再是核心问题，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这时的教育机会问题，变成了优质教育机会的分配，而教育经费的配置标准，不再是稀缺而是高效使用，过多地用于提高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又存在个体和集体质量观的差异，以及不同群体对质量偏好的差异。这时，公共政策的目标越来越不清晰，多目标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需要调整，义务教育需要体制改革，以提高自己满足多样化需求和实现优质均衡的能力，这便是义务教育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