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悠久的学校教育史，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以传授“礼乐射御书数”为主的官学教育体系，意在通过对奴隶主贵族进行伦理道德、军事技能及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培养，巩固自己的政权。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儒家文化传统及农耕型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特别注重受教育者人文修养的提升，逐渐形成了以培养“德才兼备”“建国君民”的治术人才为旨归的学校教育系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明确指出了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士”和“君子”，认为“士”就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1]，“君子”则应具备仁、智、勇三方面的素质，所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在上述三者之中，仁德是方向，智识是基础，勇猛是动力，因此，仁德当居首位。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将兼具“仁、智、勇、艺、礼、乐”六方面素质的“成人”，作为人之培养的理想目标，继承并深化了西周“六艺”的教学传统。孟子继续发扬孔子的思想，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了“申孝悌，明人伦”的教育目的，要求学生坚信并践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的伦理原则，进一步肯定了宗法道德培养的优先性和主导性。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教学目的观基本形成，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得到强化与发展。汉代的董仲舒作为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倡导者，认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4]，教学需要促进学生在德、智、礼、美等方面的发展，“所谓纲常名教是为德，典章历史之教是为智，文之以礼，冶情于乐是为美”[5]，学生的道德养成是教学活动的首要目的，其他各育都要为其服务。当时的官学也均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教学任务。到了宋代，理学和心学逐渐兴起，二者虽在理论主张上有所别异，但均强调伦理道德对于人之发展的重要意义，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自存本心”，其最终目的都是教人做人，指向的都是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之相应，宋代的各大书院在开展教育活动时无不“重在陶冶人的品格，反对以追逐科举及第为直接目标的官学教育和社会风气，强**育的首要任务在培养人的德性”[6]，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接物等重要原则，以实现其“明人伦”的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