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迄今为止，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变革大致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由于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条件各不相同，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体系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时代特点。
清朝末年，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有识之士纷纷从教育改革入手，探寻救亡图存之方法。其中，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即视“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由“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7]，要求学生一方面掌握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和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还要学习西方近代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当时兴办的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均致力于精通西学人才的培养，颠覆了以往“君子不器”的传统观念，“新旧兼学”“术德兼优”成为当时理想人才的标准和课程与教学的目标指向。到了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维新运动，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革新。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即“新民”，其与“旧民”的区别就在于“‘新民’的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团体生活是有组织的，是重公德的，是爱国家的，是有毅力尽义务的，是勇敢尚武的”[8]。当时，“万木草堂的课程，不仅讲解孔学、佛学、周秦诸学、宋明理学，而且传授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原理学，及中外史学、中外语言文字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它的‘科外学科’有演说、体操、音乐、图画、射击、游历等”[9]，既凸显了西学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对于学生多方面和谐发展的关注。
民国时期，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由“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的目标出发，集中批判了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并最终由教育部确定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这里所说的道德不同于古代教学中强调的伦理纲常，而是指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要旨的公民道德，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摆脱封建旧教育束缚，实现个性解放、自由发展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