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束后的教材建设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7月到9月，他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用上新教材。9月，教育部积极安排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除调回人民教育出版社已下放的部分编辑外，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小组”，以1963年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为参考开始统编教材，于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
“这套教材拨乱反正，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的教材中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改变动乱时期教学的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7]重视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文字表述比较严谨、规范，具有较高的质量，是这套教材的闪光点。但它存在着“深、难、重”的问题。
1981年以后，根据国家新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修订原教材和编制新教材，开始对课程教材体系进行调整和变革。但受原有体系的束缚，旧教材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未能得到克服。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多样化为特征的教材改革
在对我国当时教材体系现状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比较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不少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反思性研究。
在这些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1985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开始着手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制度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初衷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一直采用国定制，即由国家指定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规定教科书的使用。这一形式已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破除。第二，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仅有一套统编教材供全国使用，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编写供各类地区、各类学校使用的多种教材。第三，长久以来，教材编写统得过死，教材的风格和层次不明显，生气不够，新颖不足。因此有必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来促进教材事业繁荣和教材质量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