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凝结着无数职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科研工作，设立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78年，国务院批准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设立“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这个研究室在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和成人教育研究室。后来，部分省市以及高校也建立了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91年德国政府通过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支持中国政府建立了3个研究机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上海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此外，其他地区如江苏、湖南、河北等也独立设置了省级职教科研机构。
国内很多大学也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等。中、高职也设立研究室，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另外，全国还有一些群众性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初步形成了由职业教育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结合的规模庞大的科研队伍。[23]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于国外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模式、办学思想、管理机制以及在他国已证明有效的经验有了基本了解，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如何将其“本土化”。同时在中国本土也获得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征。实地调研发现，全国职业院校的各专业并不是统一采用某一种课程开发模式，而是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地区优势等，充分发挥各种模式的长处，获得了很多适用于中国本土的有益经验。如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加拿大CBE模式，多个地区的职业院校对其DACUM课程理念及课程开发方法进行了实验。我国在借鉴双元制、CBE、MES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研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宽基础、活模块”模式、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项目课程模式[24]，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课程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