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层面上，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缺乏与教育外部关系的统筹协调，在政府干预系统中突出表现为缺少能够协调各部门的统筹机构和统一领导。在中观层面上，在教育系统内职业教育的管理也是多头的，同样缺乏教育内部的沟通与平衡发展，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现象在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中客观存在。在微观层面上，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尚未完全摆脱政府主导干预的模式，难以代替学校或其他业务服务部门管理具体工作，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束缚了学校自主办学的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管理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院校中除了有100多所是由中央部门和相关单位创办的外，很多都是由地方创办的。除教育部门外，很多其他部门也在举办各类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举办主体过多，导致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过多，而且管理标准不统一。具体体现为：宏观层面，职业学校的专业及地域设置重复的问题突出，导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失衡，职业教育发展难以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微观层面，“多头”管理使得资金支持不够、师资力量分散、教学设施设备不全、规模小，导致职业教育质量低下、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科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职业教育开放办学的发展趋势，建立多元合作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
（二）“无力”管理
我国职业教育管理存在“无力”管理的现象，尤其是行业性特征比较强的职业学校，必须依靠行业部门管理，教育主管部门“无力”管理。例如人社部门举办的各类技工学校、卫生部门举办的各类卫生院校等，这些部门举办的职业院校数量庞大，管理机构庞杂，职能不清。尽管管理部门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以教育部门为主，人社、财政等部门积极配合，可因为这些部门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要综合协调各自的工作非常有难度，无法在制度、政策制定上达成一致。各部门各自为政，使得运行很不通畅。教育行政部门内部也存在高教与职教系统缺乏协调的问题，未能以完整、统一的眼光看待职业教育，因而管理运行难度很大。职业教育系统要健康运行，就需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协调运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