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主体：舆情爆发前后皆处置不当，深陷舆论漩涡
刘文展开始举报学校违规补课是在3月份，距离9月份舆情爆发有半年之久，在此阶段校方仍然违规补课，县教育局未对此现象有所整改，且处理举报内容时存在泄漏举报人信息之嫌。在开学之际，校方因多次被刘文展举报，做出将举报人劝退的决定，成为该事件的导火索。在当今教育体制下，补课可取，不可取的是违规补课及收费。若学校能够采取正确措施，停止违规补课收费的行动，引导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做出劝退的处理，也许能够避免该舆情的发生。
在出现负面舆情时，校方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做出向举报人道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纾解自身舆情困境，但其次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校方提到刘某某存在“心理问题”、劝退系“班主任个人行为”，并做出将涉事班主任和执行校长解聘的处理，这些处理企图通过转移话题、甩锅班主任的举动来推卸责任，更加激发了网民的情绪，掀起了新的舆论风波。作为另一个当事主体，县教育局避重就轻，仅回应责令该校整改违规补课行为，未说明为何举报人信息遭泄露，引发网友质疑教育局对学校有包庇行为，继而引发大量关于“官官相护”“暗箱操作”的言论以及对信访“保密”制度的怀疑，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遭受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上级部门和主管部门：处理不慎埋隐患，及时止错后续模糊
舆情尚未形成时，举报人刘文展因向县教育局举报未果，才向市教育局举报学校违规补课以及县教育局不作为，但市教育局做出将举报信息委托县教育局处理的决定，甚为不妥。因为刘文展在认为个人信息被泄露后，将县教育局也列举为举报对象，因此县教育局或许已经不适合作为相关调查的主导方。而因县教育局的再次不作为，被举报学校仍继续违规补课，故举报人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多部门举报。这些部门没有选择去解决问题，而是放任刘文展继续投诉举报，埋下了舆情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