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格罗弗·斯塔林指出，回应（responsiveness）是一个组织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变化这一要求做出的迅速反应，也可以说是政府对公众所提要求做出超出一般反应的行为。某些时候，回应可以是政府首先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是首先确定问题的性质。[2]本研究所讨论的教育网络舆情回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言语反应，如主动表态、公布处理方案或结果等；二是行为反应，即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公众的诉求立即处理相关问题。综观2017年热度较高的24起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从态度、速度、内容和技巧四个方面来看，其回应存在以下四大特征。
（一）回应态度主动者占比较高
2017年的教育网络舆情回应中，大部分回应主体的态度较为积极，学校或其他相关部门能够主动联系媒体或者使用官方自媒体等平台及时发声。考察的24个案例中，17例主动回应，占比71.0%。例如，“江苏大学研究生醉酒猝死导师饭局”事件中，学校先后两次将通报发给了《扬子晚报》，借媒体的影响力告知公众调查和处理结果，并对公众后续的疑问进行第二次说明，主动请求谅解。“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抄袭”事件中，在舆情发酵的24小时内，学校便主动在官方微博上进行首轮回应，表明官方对此事的重视，并称将立即启动调查程序。
但也有一小部分回应者态度相对被动，或是因为对舆情回应没有把握，待媒体前来采访才被动发声。“江西一学生投诉补课收费遭劝退”事件本身的投诉问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学校没有稳妥处理，9月产生“劝退”舆情时，几天内校方都没有主动给出解释，舆情持续了近半个月，校长才回应称这是班主任假借学校名义的个人行为，又掀起了一波舆情。
（二）回应速度整体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