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是人类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对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最主要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环境地理学，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制约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体系，从而他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考察的范围之内。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法国的让·博丹也提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可见，“一个民族文化的特质，或曰‘民族精神的标识’，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绝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7]。在这里，我们并不推崇极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对文化赖以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的剖析入手，并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华文化诸特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8]。具体地说，考察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产生，也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人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进行一番考察。综合来看，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及地广物博的自然资源条件是中国人“和为贵”心态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