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可知，“和”的思想贯串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人的尚“和”心态也就是在这样的长达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影响与熏陶下滋生与发展的。因此，中国人崇尚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处世理念有着厚重的文化基因或广袤的文化土壤。在中华文化史的研究中，冯天瑜、何晓明和周积明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其创生和流变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社会结构三维空间中进行的。[1]冯天瑜亦指出，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大河型的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是滋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并铸造了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意识形态。[2]陈江风也提出，考察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嬗变，应该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入手加以整合，[3]细致到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杨国枢也从文化生态学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套“生态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化方式→性格与行为”的理论模式，说明中国人在传统的农业生态环境中，是如何发展出一套重视和谐与秩序的严密农业社会结构的。[4]黄囇莉则直接认为，中国人和谐观的发生根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亲缘关系的社会结构——伦理本位的礼治思想；三是中央集权的政教体系——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儒学。[5]
综合这些观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方式的塑造，应有其更基本、更具体、更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身处其中的生态环境、务农形态及社会结构等。为了有效适应这些现实而有力的基层因素，中国人才会形成一套特殊的心理结构、行为意向及生活方式。因此，参照以上各位学者的观点与框架，本章拟从相对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重人伦的道德价值导向的文化背景等方面对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滋生与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视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