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得不依附于土地的中国社会人口较多，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很狭小，很少出现变动，从而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的一些古典村落中，由农耕经济形成了自然经济区域性的小型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在这种封闭性的小型社会环境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所谓熟人（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8]这种生活模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例如，现代中国的一些村落仍沿袭着家族制，有些村落几十户人家均为同姓，甚至还有自己的祠堂，整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这种血缘的亲疏让村落内部的人都能联络在一起。俗语有云：“一表三千里，沾边就是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浓厚的血缘、血亲关系，加之中国千年“忠”“孝”文化的影响，致使熟人社会中的个体趋向于集体价值取向，特别重视社会与家庭的集体性。人与人之间大都保持着这种和睦融洽、相依相偎的关系以及和谐融洽的氛围。翟学伟认为，中国农耕文化所带来的交往模式偏重于固定关系的向度。时效性长的首要原则是交往的秩序问题，因为，唯有秩序才可以保证交往的顺利进行。“礼”是维持长效有序交往的最合适规范。以礼建立起来的秩序会把“和谐”作为其思想的核心。[29]
同时，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30]在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时必须重视人情、面子和脸等，待人接物必须讲究“人情世故”，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合情合理”“通情达理”，切忌“撕破脸皮”。否则，既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群体规范等方面的压力，也会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甚至会由此酿成悲剧。在熟人社会中，祖辈们便流传下来这样的社会经验与教训：若与人交往以“和”为贵，则最易顺人情，最易维护交往双方的脸面；反之，与人交往“不和”或相争，则最易逆人情，最易撕破脸皮。正如史密斯所说：“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忘了时刻保持‘面子’。有谁见过在吵架的时候，会有人和劝架的和事佬打起来，并责怪他多管闲事呢？实际上，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的时候也是希望和平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3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熟人社会中，中国人形成的“面子”“人情”“关系”等社会活动实际上在最终端都与其潜意识中存在的“求和避争”的心理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