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目的，从大的范围来讲，在于通过内外部诸要素的整体和谐互动，帮助个体实现“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以及“个体的身心内外之和”，进而促进个体逐渐生成“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格特质”，最终使个体的身心素质获得和谐发展，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22]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以“和”育德的思想也源远流长。自从先哲们将“和”的含义由味和、乐和的初始之义引入天地和、人际和的哲学与伦理学范畴后，“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具备了国家治理、政治教化的功能意义以及赋予了个人德行修养的内涵。尤其是在儒家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推动下，“和”成为“至德”，是个人的重要德行之一，具有重要的德化功能。早在《尚书·尧典》中，尧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和谐政治目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周礼·地官·大司徒》提出了教民的六项道德标准：“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它将“和”视为人的六项美德之一。春秋早期，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他认为，统治者凭借道德畜养民众，按照万物和民众的本性来管理社会，那么，民众的和睦团结、齐心协力可以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春秋时期，道家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是道通过阴阳二气互动达到和谐状态时所生成的，道家强调“和”的重要生化作用。儒家则将“和”纳入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范畴，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将“和同之辨”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并且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以“和”作为“礼”的目的，使等级调和，减少对立，防止冲突。[23]《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认为，“和”是天下最普遍的准则，将“中和”视为世界万物稳定发展的原因。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它将“人和”位于天时与地利之上，突出强调了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价值与作用。荀子在《荀子·王制》中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以及“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认为做到了“和”，就达到了“强”，就可以“胜物”，然后能够确保“百事不废”。汉代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和”不仅是君子的个人美德，更是天地之间最高、最大的一种德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载：“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是故，“德莫大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从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和典籍的论述中可知，“和”在中国传统德育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在这种尚“和”文化的长期熏陶与影响下，中国人增强了以“和”修德的强制性与自觉性。而且，传统“和”的思想与道德的属性是高度契合的。因为，道德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在共同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综合。它同样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个人内部身心关系，并促进其和谐统一。“和”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属性和历史传统，更是其建设和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24]因此，传统的“和”文化也为德化育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资源与规范，在当代道德教育中弘扬“和”文化，培养各方面和谐的人才或个体的和谐人格，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