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现象学
范梅南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实践现象学》。[1]提到现象学，我们自然会想到开创者胡塞尔，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纯理论的思考，其旨趣明显在于知识论。就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开始关注“生活世界”，似乎有走向实践的意向。这似乎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之初与实践无缘。因为我们过多地关注他的概念、范畴体系，关注他的现象学之思的结果——现代西方哲学史中的现象学知识理论，而遗忘了胡塞尔现象学之思这一哲学活动的实践本色。也就是我们遗忘了胡塞尔的方法——本质还原，悬置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理论，回到胡塞尔“面向思的事情”（海德格尔语）。当下之哲思亦是一种实践。“现象学运动”的后继者们则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实践现象学，偏离了胡塞尔原初的纯知识论所建构起的哲学知识大厦。另外，我们一提到哲学，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无用性”。人们常有一个矛盾的说法——“哲学无用却有大用”。通常我们看不出哲学有什么实用性和功利性，它不能作为工具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门打不开了，哲学帮不了忙。熟悉中国哲学的人更容易理解哲学的“无用却有大用”，因为中国哲学中的“体道”“悟道”更强调“体知”“体认”，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知行合一”。我们的汉字“道”就是“一个人在道路上走”。所以，“实践”在中国哲学中可理解为“脚踏实地，践履亲证”。
这样，“实践”与“现象学”结合在一起就不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另外，还要做一个区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有“实践哲学”这一称谓。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还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些关于实践的理论思考中汲取营养，如关注实践的伦理学，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但实践现象学又有其独特性，与“回到教育本身”“回到实事本身”更具亲和力和待阐发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