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英译者在翻译前期的准备工作和翻译构成中需要参考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庄子学研究成果。庄子学简史的梳理为《庄子》文本的研究奠定基础，从文本分析向翻译研究过渡。考察英译者参考的蓝本，发掘该蓝本在庄子学史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可以为译本的评估提供参照，同时，理清庄子学发展的脉络可以为英译的理解和评论提供依据。
一、庄子学简史
战国秦汉——庄学发端 春秋时“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学派互相评论，最早对庄子的评论来自惠施和荀况。惠施批评庄子“子之言大而无用”[1]，荀子批判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2]。《吕氏春秋》一书中引《庄子》的文字多达五十多处，却为了阐述作者的政治主张而对其思想和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书中“贵生轻物”的主张继承了庄子的养生论。西汉的刘安的众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援引《庄子》的段落甚多，同时对《庄子》的道论和修养论都有阐发。刘安本人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
魏晋时期——玄风清谈 汉末魏初，历尽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人们渴望清明的政治环境，老庄思想得到了魏晋名士的青睐，清谈之风兴起。曹魏集团的代表人物夏侯玄等人倡导清净无为的政治，当时注庄者多达几十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继承并发扬了庄子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改造了庄子的逍遥义，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发展了“独化”、“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郭象吸收了前人的注释，并“以义去取”而删定的三十三篇《庄子》成为学界的定本，流传至今。郭象的《庄子注》开辟了庄子的显学地位，有曰：“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曰，却是庄子注郭象。”[3]东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佛学与道家学说互相渗透，庄子学染上了浓厚的佛学色彩，此时许多知名高僧研究庄子，例如慧远、支遁等。东晋道教迅速发展，葛洪对庄子思想吸收改造，著《修订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