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采用小组的方式进行思想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传统：19世纪初的希斯科夫派和阿尔扎马斯社，十二月党人的绿灯社、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屠格涅夫参加过的斯坦凯维奇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斯拉夫派的集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久负盛名的以维亚·伊万诺夫为首的“塔楼”、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家的沙龙，奥波亚兹喜欢聚集的勃里克家的客厅……总之，俄国自有知识分子以来，沙龙和小组便成为各家各派知识分子进行活动、发挥影响力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聚会一般都有一个主要组织者和主人，但以自愿原则参加的成员，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个性而屈就什么人或什么原则，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同一主题下发表自己的独具个性的见解。如果想要概括一下此类沙龙小组活动的特点的话，那么，也许俄国文化中的“聚议性”是个很恰当的词。在笼罩着浓厚俄罗斯式聚议性氛围的小组中，既重思想的趋同也重思想的个性，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在当年奥波亚兹的活动中，他们认为凡是在小组内讨论中说出的思想，都属于集体而不属于个人，“让我们把月桂枝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投入火中来吧”！
其实，巴赫金小组当年同样也是在与此相似的氛围中进行工作的。在这个小组里，巴赫金无疑是其核心和轴心。诚如《赞成与反对：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巴赫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一方面，他把自己圈子里的集体聚议性的成果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他使小组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存在问题上，成员们围绕着他，犹如围绕在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一样……他以其个人的魅力使其周围的文化风景变得生动活跃起来……”[92]在世纪之交那样一个社会历史急遽转型、文化经历剧烈变革、学术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合流，自然科学领域里一系列巨大发现正在强烈冲击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的时代，巴赫金小组也和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小组一样，思想活跃，活动频繁。在此类活动中，语言似乎并未构成任何障碍。“语言的界限和障碍实际上并不存在：此类聚会或座谈会的所有参加者们差不多都熟悉和自如地掌握主要的欧洲和东方语种。常常可以听到古代雅典语和罗马语，犹太语和汉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讨论涉及各种有关艺术与科学、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人们在对真理进行集体探索。”[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