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新阶级能够取代旧的制度，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封建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挑战——就成为必需。巴赫金狂欢实践中出现的离题式实践为这样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因为它们欢庆着“无所不届之真理和权威的相对之光”。[129]
正如卡纳耶夫所描述的那样，“大使认为向他们的政府汇报关于水螅的新发现是他们的责任，同时一位解剖学教授莱开特，甚至宣称未来将有两件事为18世纪增光添彩：一是电的发现，一是淡水水螅的发现。他还援引一位巴金医生写于1742年的话：‘一种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向世界宣告它的诞生并且改变了迄今为止宇宙的永恒秩序。哲学家们为这一发现感到震惊，诗人则会告诉你甚至就连死神面对这一发现也会黯然失色……简言之，看到这一景象的人会感到头晕眼花的。’”[130]
除了卡纳耶夫以外，最常被人提到的小组成员，还有科甘。关于他，学界一般认为“他（指巴赫金——笔者）对赫尔曼·柯亨的批判和阐释以及后来对马堡学派其他成员的接受和欣赏是通过他亲密的指导者和朋友米·伊·科甘过滤过的，科甘曾在柯亨指导下学习，并旁听过当时德国各个大学的课程。”[131]
总之，“在巴赫金群体中除了巴赫金自己，没有任何人着手解决创造‘第一哲学’的任务，但也正是这一显著的创作定向为巴赫金在这一组人文学者中的优势地位提供了保障，他们都和他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并且他们也和他一样坚定地相信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元语言’，而这使得巴赫金成为在讨论中被人们讨论最多、关注最多的小组成员。”[132]如果不参照他的小组就无法理解巴赫金，而且这不仅只限于小组成员在学术和哲学探索中相互分享的那些方面，因为这一点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不参照他所属的群体之所以无法理解他，是因为“巴赫金小组”和他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以及长篇小说话语问题的著作一样，也许是他最主要的创作成果。“巴赫金小组”同时既是源泉，也是创造的目的，而且也是对话学说的一个非常特殊完整统一的文学纪念碑。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文学艺术中复调倾向最完美最辉煌的表现的话，那么在“巴赫金小组”中，在每个学术团体中都有所包含的对话原则达到了很高甚或是最高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