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事实上总是在转圈，或说得文雅点儿，是在不断地循环。不但文学如此，文化亦然。俄国文学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圆圈运转，即从审美转向宗教，从宗教转向社会，而后又从社会转向审美，循环往复，连绵不断。
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经有过许多悲壮而又英勇的尝试，试图把俄国形式主义的科学探索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结合起来。但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尝试鲜有成功的先例。但是，历史正如巴赫金所说，没有一种思想会真正死亡，时候一到，它们也都会迎来各自的复活节。果不其然，时间的转轮刚刚过了数十年，时代的风气便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要叙述这里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便不能不先介绍这样一位在俄罗斯学术发展史上与巴赫金一样彪炳史册的人物，他就是苏联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
和当年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相仿，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相似的社会历史思潮的促动下生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因而才能成为一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艺学美学思想。如果说促使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是“白银时代”的话，那么，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则与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解冻”思潮有着密切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整个就是“解冻”思潮在语境置换后的产物。“正是在‘解冻’的时代背景下，苏联的文艺学才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正是在‘解冻’时代逐渐形成的。这一学派将此前英美学界的符号学理论观念与新的历史主义观相结合，形成了享誉世界的苏联符号学派。”[42]